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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10年非洲华侨华人发展趋势及对策
2010年NO.6 研究与探讨 作者:张伟杰

  非洲华侨华人发展趋势

  从非洲华侨华人的人数统计看,1996年非洲华侨华人大致为13.6万人,目前,非洲华侨华人已大大增加。有的学者认为在非洲的中国人(包括华人)可能在27万到52万之间,其中包括7万到8万的合同移民。有的学者估计目前在非洲的所有中国移民及其后代至少有50万人,其中大约15万人持有中国护照。法国杂志《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上的数字为50万;德国《经济周刊》的估计数为75万。这是两个较大的数字,也有的学者认为非洲的华侨华人已达80万,还有报道说目前在非洲的中国人已经接近100万。这些数据之间的差别较大,只能参考,但能够肯定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前往非洲的人数日渐增多,这些数字将会呈上升趋势。

  非洲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特点

  一是非洲中国新移民的来源地日益广泛。具体来说,非洲中国新移民在来源地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台湾和香港的中国移民在非洲曾一度活跃,而近年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日渐增多。以莫桑比克为例,新移民主要来自内地,港、澳、台较少。另一方面,在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中,除来源地为传统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份外,目前也有一部分来自河南、湖南、吉林、辽宁等省以及上海和北京地区。同时,目前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一些国家的华侨华人也来到非洲寻求发展,成为非洲中国新移民中较为特殊的一部分。

  二是非洲中国新移民的具体流向地也发生变化,其分布几乎已遍布整个非洲大地。过去,通常认为华侨华人在非洲的分布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主要集中在南非、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留尼汪等国家和地区。然而,目前情形已有所变化,除上述几个传统聚居地外,非洲其他国家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新移民,并且数量较之以往有了明显的增长。尤其是蕴藏石油丰富的国家,如安哥拉和苏丹等国,即便在非产油国和矿产资源较少的国家中国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同时,先前的中国移民往往选择城市或者港口作为目的地,但随着竞争日益激烈化,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中国人开始前往边远的农村地区寻找商机。他们希望在这些新的异国他乡能够找到发展的机遇和空间。例如,苏丹自然条件较差,气候炎热、干燥,尤其在农村,卫生状况和饮水供应情况更差,但是这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吃到地道的中国蔬菜。这是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有几十位中国农民在苏丹从事农业生产。

  三是非洲中国新移民的类别多样,各自前往非洲的动机不一。目前非洲的中国新移民的类别多样,成份多元,他们各自来到非洲的动机都有很大的不同。就近几年移民非洲的华人而言,他们有的是凭着对商机的感悟,直接到非洲来投资的。有的是希望到非洲来看看,结果被这一块富饶的大陆所吸引而定居下来的;有的是在这里读完学位后(特别是在南非)定居的,还有的是希望以这里为跳板移民欧洲大陆的。

  关于非洲新移民的构成,非洲中国新移民可以分为五类。一类是暂时的劳工移民,主要是指来自中国大陆的在非洲从事公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人。然而,他们中有的愿意或者已经在非洲国家定居。二类是企业经营者(通常指经商者)移民,包括来自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的移民。他们中既有来非洲继承家业者,也在来此开拓业务者,既有来非洲寻找机会的再就业者,也有创业的农民。三类是短暂逗留者,主要是指为了寻找机会能够到欧洲或北美地区的移民。四类是从其他国家来的再移民。有的移民欧洲的华人发现欧洲难以立足定居,他们开始再移民至非洲大陆各国。第五类是来非洲特别是南非留学的中国人,他们学成后即在当地定居。

  四是非洲中国新移民所从事的行业领域较广,农业移民引人关注。非洲华侨华人的类别不一,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不尽相同,在不同的国家又有所差别。但是总体来看,非洲老华侨华人主要从事餐馆、杂货店、小型加工等行业,而新移民涉及的领域相对更加广泛,有零售业、餐饮业、贸易业、旅游业、运输业、纺织业、制造业、医药业等。新移民在非洲从业的一个主要特点主要是抢滩迅速(主要在批发、零售、餐馆等方面)。此外,新移民中农业移民近年比较突出,除前面提到的苏丹有中国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外,在津巴布韦、赞比亚和南非等国也都有中国农民从事农业工作。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民有着先进的耕种技术,而非洲在这方面则相对落后一些,同时中国农民在国内所拥有的耕种土地较少,因此有一些中国农民开始前往非洲从事耕种工作。

  五是非洲中国新移民中高素质移民增多,女性移民也逐渐增多。过去,前往非洲的中国移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但是现在去非洲发展的中国大学生逐渐增多,其中女大学生也越来越多。

  六是非洲中国新移民中非法移民有逐年增多趋势。以往,非法中国移民通常流向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但是,近年来,非洲中国新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通过非法途径移民到非洲。这些非法移民游离于祖国和当地政府的管理之外,不受约束,所从事的职业又多种多样,甚至有不法之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新移民的形象。

  当前非洲中国新移民中除首次去非洲创业的之外,还逐渐出现了前往非洲投奔家人或亲友的新移民。以喀麦隆为例,新近来到这里的大多数中国移民之所以选择该国,就是因为这里有已经在当地生活了数十年的亲属。这表明非洲的中国新移民已开始逐步建立在原有移民所形成的社会基础之上。

  当前非洲华侨华人的总体状况

  非洲一些国家曾有限制和歧视外来移民的规定,中国移民也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随着这些规定的消除,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承认,自身的境况已经得到好转,特别是对于作为已加入所在国国籍的华人而言,他们已经享有与该国其他公民同样的公民资格和权利。

  非洲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已有显著提高。以前,华侨华人经商者多以松散的店铺经营为主,但现在已朝集零售批发为一体的商贸城方向发展。近几年,在非洲出现了许多华人经营的批发零售商城。特别是在南非,自中国城、百家城、香港城之后,非洲商城、中国商贸城、中非商贸城、麒麟商城、东方商城、温州商城等一系列华人商城陆续筹建或完工。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华侨华人已被视为当地有较高消费能力的重要群体。例如,南部非洲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旅游集团太阳国际集团,在经历了长达几个月详尽、专业的考察和研究后,决定积极拓展南部非洲的华人市场,增加在南部非洲华人中的影响,以期成为当地华人旅游的第一选择。 此外,出现了一批善于经营的私人企业家。

  随着中国新移民的大量流入,非洲华侨华人社会日趋活跃,并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非洲原来因发展机会有限、社会治安情况不良等原因,华侨华人外流现象较为普遍。非洲华侨华人外流,一度使得当地的华人社会趋于萎缩。但是,随着近年来大量中国新移民的到来,非洲的华侨华人社会开始日渐活跃起来。非洲众多国家新近成立的各种华人社团可视为这一变化的重要体现。同时,由于中国新移民的类型多样,成份不一,他们从事的行业涉及不同领域,因此由其所组成的华侨华人社会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非洲华侨华人注重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努力学习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如今,已有为数不少的唐人街、华文学校出现在非洲大陆上。华文报纸是维系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南非为例,除创立于1931年的《侨声报》外,当地华人又于1994年创办了《华侨新闻报》、于1998年创办了《南非华人报》。2005年,第一份面向整个非洲大陆的中文报纸《非洲时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创刊,其主要读者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中国大陆来非洲的新移民。为了进一步丰富当地华侨华人的文化生活,提高读者的文化品位,2006年,第一份华文杂志《虹周刊》在南非创刊。一年之后,又一份华文杂志《声音》也在南非创刊。

  当前,非洲华人参政意识有所提高,已经有华人议员活跃在非洲政治舞台上,但是大多数华人仍对参与当地政治生活表现淡漠。以往,在非洲的华人主要将谋生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对当地的政治并不感兴趣,所以长期以来在非洲政治舞台上很少看到华人的身影。不过,随着华人在非洲国家的居住生活逐渐稳定,同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加之大多数非洲国家步入民主化进程,特别是新生代华人的文化素质和维权意识日益提高,部分华人希望借助参与政治来维护和实现自己以及同胞们的合法权益,因此华人参政的现象逐渐在非洲国家出现。目前,非洲华人参政比较突出的国家是南非。1981年,南非华人霍成坚曾被当地政府委任为南非总统咨询委员会咨议员,成为南非较早参政的华人。在2004年南非国会选举中,黄士豪、张希嘉、陈阡蕙以及王翊儒脱颖而出,成为南非首批华人国会议员,改写了南非议会中没有华人身影的历史。

  2006年3月,孙耀亨当选约翰内斯堡市华人议员,多位华人同时跻身国会,且分属多个党派,这在非洲政坛难得一见。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南非华人议员的祖籍地均是台湾,而来自大陆的南非中国移民则鲜有参政者。据了解,目前不少福建、广东、上海华人社团的侨领都有意步入南非政坛。除南非外,毛里求斯华人从政的人数也相对较多,从政时间也较早。如第一位华人部长李国华,他曾于1984年当选为首都路易港市的市长,1988年当选为毛里求斯国会议员,还有艺术文化部长曾繁兴、外交官朱志筠等。在塞舌尔和留尼汪等非洲国家和地区也有华人步入政坛。然而,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在非洲国家从政的仍属凤毛麟角。

  总体而言,当前非洲华人参政仍然是少数现象,还没有形成规模,主要集中在上述几个华人数量较多并有较长华人移民史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的华人特别是新移民仍然与当地政治生活相距遥远,他们对参与当地政治的热情仍然不高。关于其中的原因,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首先,非洲华人的人数规模相比起其他地区的华人来说要小很多,难以形成族群参与政治活动;其次,大多数华人来非洲是为了做生意,对于参政仍然兴趣不大;最后,语言障碍仍是阻碍华人参政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随着华人在非洲的数量日渐增多并逐步融入当地的生活,以及自身维权意识的增强,再加上目前参政华人的从政示范,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出现在非洲政治舞台之上,并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非洲华侨华人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首先,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的融合欠缺。由于华侨华人特别是新移民对当地的风俗习惯缺乏了解,虽然非洲华侨华人在当地社会地位较高,但与当地民众的融合程度并不高。华人社区在当地仍然保持着一种相对自我封闭的状态。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语言障碍极大地限制了华人与当地民众的交流,华人对当地风俗习惯缺乏了解,不能做到入乡随俗。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中国政府在移民出国前应该加强移民普及教育。可以出一些小册子,对较大的移民目标国,针对民俗民风和文化习惯进行普及教育。驻外使领馆应积极为中国新移民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开设语言训练课和熟悉当地文化的讲座,从而促使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

  其次,新移民与老一辈华侨华人之间存在隔阂。已在当地定居的华侨或入籍的华人与新移民彼此的认同感不强。随着中国新移民大量涌入非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够在当地做到守法诚信经营,但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人从事非法活动,极大地破坏了中国人在当地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因而在老华侨华人与中国新移民之间产生了隔阂。侨务部门和驻外使领馆应该在文化认同上起到重要的引导和疏导作用。不论是对在非洲国家长期定居的老华侨华人还是新移民而言,使领馆应该使双方认识到,在当地人的眼中他们都会被认为是中国人,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新移民应当注意自身所代表的中国人形象,改变自身不好的行为方式,老华侨华人也应当以宽容的心态接受新移民,并给予帮助,从而不断增强相互间的了解和认同。在这种交流和互助上,使领馆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非洲华侨华人的经商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增多。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非洲经商谋生,虽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实用消费品,但却引起当地商人的不满,他们鼓动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以维护本国商人的利益。除面临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外,大多数非洲国家薄弱的法制环境、货币汇率不稳等因素也困扰着非洲的华商。中国政府在鼓励企业或个人走出去时,如没有相应的投资知识准备或风险教育,不仅会导致企业交不必要的“学费”,严重时可能影响双边关系。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部门要在引导方面加强工作。哪些国家需要哪种人才或哪方面的投资,事先做好资料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实际上是“防患于未然”,一方面可为中国公民出国投资创业服务,也可以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个人冲突或外交冲突。

  最后,华人社区的社会治安问题突出使华侨华人的安全堪忧。这种安全问题表现在从入关或出关的遭遇勒索到居留地的遭遇不测。在出入关问题上,由于中国公民移民时不谙当地语言和习俗,往往碰到问题以交钱来解决,即所谓“破财免灾”。这样,在相当多的非洲国家,海关人员已经养成习惯,碰到中国人即以各种理由进行刁难。此外,在非洲一些国家,针对华侨华人的袭击、抢劫、敲诈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在南非,华人之所以经常受到抢劫,原因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南非本国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也有华人自身的原因,如华人常随身携带现金等。总之,当前在非洲的华侨华人所面临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容乐观,他们的安全环境有待改善。针对日常安全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对侨民的教育和管理,另一方面也要与当地政府积极配合。中国政府与南非政府签订了一系列警务合作协议,以加强与南非警方的联系和沟通,并已在2005年向中国驻南非大使馆派驻警务联络官员,这种派遣警务人员协助治安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但不能长期如此,重要的是教育侨民遵法守法、养成良好的经营和生活习惯,培养他们尽快融入社会。这才是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的办法。

  总之,国家侨务部门和外交部门对帮助华侨华人在国外定居、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和促进他们融入当地社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首先,向国内提供各种商品信息,以鼓励国人投资非洲。其次,向国人提供有关当地国家的相关文化习俗与法律条文,避免为移民他国或投资过程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再次,中国政府要对中国在非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上进行了多方管理。由于中国人移民非洲人数日益增多,安全隐患也日益突出,保证华侨华人的生命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护侨成为中国对非外交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各部门的积极协调配合,才能做到事半功倍。

  随着中非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密切,特别是在非洲所蕴藏的巨大商机的吸引下,未来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前往非洲寻求发展,非洲的华侨华人数量还将继续增多。一方面这将进一步密切中非人民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友谊。但另一方面也为中非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验,诸如华侨华人的人身安全保障,以及他们与当地人之间的竞争等问题。因此,中非政府之间需要本着平等友好和互利合作的精神,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应对。同时,在非的华侨华人要时刻注意自身形象,严于律己,尽快习惯当地的风土人情,学会与当地民众和谐共处,努力成为中非之间友好合作的使者和桥梁。-

  (本文系国侨办2009-2010年度委托课题。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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