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伴随着义乌国际社区形成，当地政府和市民在迎接经济国际化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需要学习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文化和谐相处，共谋发展。

　　广州的“巧克力城”

　　进入21世纪后，广州人发现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洲人。他们从哪里来？到这来干什么？没等忙忙碌碌的广州人搞明白，广州已经出现了两三个迥异于当地社会、而且也迥异于早期欧美日移民群体的黑人小社区。尤其是在东圃、登峰、永平等街区的城中村，及丽江花园、天秀大厦、金麓山庄等小区，成为数万来中国寻梦的非洲黑人相对聚居的地段，因而被富有想象力的广州人戏称为“巧克力城”。

　　据笔者在广州和香港的调查，广州黑人移民群体的形成，是香港作为中非之间小商品贸易中介地向内陆延伸的结果。换言之，最早进入广州的一些黑人商贩，是从香港重庆大厦走入广州的，而且，今天广州的天秀大厦，似乎也正在一步步地演变为香港重庆大厦的模式。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落成于1961年，由五栋联体大楼交错形成。虽然许多中国大陆人对它可能不太了解，但重庆大厦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名声在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享誉全球”，无论是来自欧美的背包客，还是来自南亚、非洲的小商贩，无不对其了如指掌。

　　据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麦固敦(Gordon Mathews)的调查，这座17层的大厦集廉价旅店、商铺、食肆为一体，大厦内总计约有90家廉价旅店，380个大小不等的摊位，既出售南亚、非洲的特色食品，也出售从手机、手表到服装鞋帽等各色商品，既批发，也零售。每晚大约有4000客人在这里投宿，每天有来自上百个国家的上万客人进出这座大厦，使其成为一个“低端全球化的中心”。

　　重庆大厦位于寸土寸金的香港弥敦道南端，时至今日，其破旧杂乱的外观与周边豪华气派的街景形成明显对照。笔者曾经于2006年在麦固敦教授引导下到重庆大厦实地考察。进楼后但见各式各样的小店铺一家紧挨着一家，到处堆满货物，不同肤色人群你来我往，摩肩接踵。我们一行挤入一部破旧的电梯，出电梯后又七拐八弯，楼道两旁数不清有多少风味各异的餐馆酒吧，只觉得走一段是一种味道，有时令人垂涎，有时令人作呕，既走过顶板不断滴水的过道，也爬过似乎一用力就会垮塌的楼梯。

　　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大量销往非洲的商品正是通过重庆大厦的非洲商人中转的，据说当时他们还不太敢直接进入陌生的中国大陆，只能坐镇香港接收中国大陆的产品。然而，没过多久，一些非洲商人就发现大量“中国制造”产自珠江三角洲地区，而且，只要跨过罗湖桥，就可以直接到珠三角厂家以更为低廉的出厂价拿到所需货物。最初进入中国的非洲商贩并不太顺利，他们遭遇语言障碍等，在中国大陆的生活也远不如香港方便。有的商人退缩了，他们还是回去坐镇重庆大厦，雇佣那些在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为其打工。

　　渐渐地，非洲商人在香港与广州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分化。已经在香港建立基础、有一定实力的非洲商人，仍然留驻香港。他们认为：“你能在中国赚很多钱，但那里没有很好的法律”，“重庆大厦的好处在于，那里货物比较贵，但组织得比较好。”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根据笔者的调查，由于英语在香港可以畅通无阻，而法语则不是香港的通用语言，因此，非洲英语区国家的商人仍习惯以香港为主阵地，而法语区的非洲人既然在香港也同样面对语言障碍，因此大多干脆直接进入广州。

　　建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非友谊，在新时期中非拓展商贸往来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中国政府长年为来自非洲的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因此中国各主要高校都接纳了数目可观的非洲留学生。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对生于动乱与饥饿国度的一些非洲国家留学生具有强劲的吸引力。那些拿着中国政府奖学金完成学业的非洲留学生，很快发现凭借自己能说汉语，并且多少了解中国的文化习俗，可以担任中非商家之间的翻译或掮客，其收入远胜于回到非洲。

　　在世纪之交进入广州的非洲人，由于起步资金有限，不能像那些欧美大公司代表一样租住星级宾馆和豪华写字楼，就打起了广州廉租屋的主意，首选就是城中村。而且，由于非洲民众总体消费水平低，非洲商贩进货的基本原则一是价格低廉，二是外观漂亮新奇，对于是否假冒名牌、质量是否耐久相对不太在意。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低端产品正好适应非洲市场的需求，不少先期进入中国市场的非洲商人果然很快就通过中非贸易实现了发财致富的梦想。

　　进入21世纪，当中国大型国企进入非洲承接大型开发建设项目时，众多非洲人则反向进入中国，日益开放的中国使他们不再需要通过香港为中介，广州的城中村成为非洲人聚居的“巧克力城”，而香港重庆大厦的故事则在广州的天秀大厦重新演绎，这里成为非洲商人耳熟能详的梦幻之地。

　　《南都周刊》的报道提出：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广州常住外国人数目前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并且这个数据还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有报道称这个数字至少20万。广州市政协2007年下半年提交了一份关于《对我市居住在出租屋外国人管理问题的调研报告》，根据其调研统计，2006年从各口岸进入广州的旅游、探亲、留学、交流、做生意等的外国人总计300多万人次，在广州常住的外国人已达5万多人，且逐年增加，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20万人。

　　广州的“巧克力大厦”是位于小北路的天秀大厦，这是一座上世纪70年代的建筑，建成之初曾经是高档写字楼，但时过境迁，如今已显破旧，600多个单元房中约七成被中东和非洲人租用，每天出入该大厦的深色人种有六七百人，如果在春、秋季广交会期间，出入人流量更会成倍增长。在广州越秀区登峰街道办大约5平方公里的辖区内，2009年7月登记在册的外国人超过2000人，未登记的流动人口更多，其中70%来自非洲各国。位于该处的登峰宾馆“近300间客房，几乎天天爆满，95%都是非洲人”，“每个房间都堆满了货物，好些人长年住在这里”。在这一地段，广州警察为检查护照、签证而几乎天天都要与那些手续不完整的非洲商人、雇工来几场“猫捉老鼠”。

　　笔者在欧洲华人社会做调查时，曾听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慨叹：“如果有星期八，我们决不会只工作七天。”当搜索广州非洲移民的资料时，同样看到了为谋生而奋力拼搏的非洲移民相似的自白：“在这里，我们没有生活，只有生意。”在广州的一些城乡接合处，众多来自非洲的打工者多人合住在每月一两百元的小房子里，甚至三人共一铺，轮流睡觉，因为缺乏合法工作证，有的连签证、护照也已过期，只能昼伏夜出，晚上为中东老板卖苦力扛货包，一个月收入仅有数百到上千元。

　　随着数万非洲人聚居广州，为这些非洲人服务的相关行业也已出现：适应非洲不同族群口味的餐馆；专门为非洲人服务的理发店；为非洲人往来中非提供票务的旅行社；以震耳欲聋的非洲打击乐吸引同胞的酒吧。据闻广州的非洲人还按国别组织了足球队，在周末晚上相约到某球场踢上一场球，“650元的包场费由每人30元凑齐，有人专门负责收钱并记录，有时候还会跟不同国家的队伍来场小比赛。”当然，作为中国对外最开放的城市，选择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并不仅仅是非洲人。根据广州日报的调查，广州的外国人在地理上已经集结成四大部落群，分别为：(1)以广州市环市东路为中心的秀山楼、淘金路、花园酒店、建设六马路地段，以一些从事贸易的非洲商人和欧洲国家使领馆、日本使领馆及印度人为主；(2)以天河北路为中心的体育东路、天河路、龙口西路、林和中路等一带，因中信大厦内有大量外国公司办事处，所以大部分从事贸易的日本人、美洲人、欧洲人都居住在附近；(3)番禺区一些大型、配套设施较好的楼盘如祈福新村、丽江花园、星河湾，以日本和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人居多；(4)以三元里为中心的白云区金桂村、机场路小区等地，主要是经营鞋类、服装生意的非洲人居住，近年来不少从事中韩贸易的韩国人也聚集在此。

　　涉外婚姻与外籍配偶

　　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外交往大幅度上升，中外跨国婚姻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跨国婚姻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女性与外方男性缔结婚约。上海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的一份调研报告表明，在1996-2002年登记的2.1万多对涉外婚姻中，“外男沪女”的婚姻占了88.9%。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福建、桂林及东北朝鲜族涉外婚姻的调查同样显示，女性外嫁基本上都达到涉外婚姻的90%。而且，绝大多数涉外婚姻的当事人在结婚之后，都移居到外方所在地区、国家居住。因此，当时涉外婚姻的连锁效应，基本是从中国向境外的人口流动。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涉外婚姻构成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跨国婚姻改变了早期“一结婚就出国”、或曰“结婚就为了出国”的单一趋向，越来越多涉外婚姻当事人选择在中国安家，婚姻移民也成为中国当代面对的移民现象之一，中国报章上开始出现关于“洋媳妇”、“洋女婿”融入中国家庭的报道。

　　与此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多年来，当中国台湾形成了数十万主要来自东南亚之“外籍新娘”的特殊群体时，在中国广西、云南等边境省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从中国周边相对贫困落后国家进入中国大陆的“外籍新娘”。

　　还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人口跨境流动大量上升，中外通婚将越来越多进入寻常百姓家，未来在中国大地上必定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外混血下一代。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不同族裔通婚的后代，在北美、欧洲、大洋洲已司空见惯，近年美国人口普查时，在“民族”类别之下，开始出现专门为异族通婚后代设定的“多种族”选项。然而，这一新现象对于中国社会、中国传统观念可能带来的新冲击，则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还值得进一步追踪研究。(作者系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