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外华人作家表现抢眼，在文坛引发广泛关注。

　　海外华人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存在了大约100年。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新民”的概念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上世纪初的一天，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异国的课堂上看到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张幻灯片：一个中国人被绑在中间，将要被处死，围观示众的人们，也是中国人。这名年轻人由此决定弃医从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此时，他叫周树人，后来，他就是鲁迅。终其一生，他都致力于国民性的剖析和批判。如果说这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我以我血荐轩辕”在异国的课堂上所做出的影响国民精神的转变，那么林语堂、梁实秋等大师的涌现则为文坛在海外影响力的扩大奠定了基础。此外，郁达夫、艾青、闻一多等文化宗师都曾作为海外华人作家的代表向居住国和中国贡献过一批优秀作品。这些文人学识渊博、文笔过硬，在创作技巧上，讲究中西创作手法的结合和文化内涵的交融。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用西方的故事结构讲述典型的中国故事；赵舒侠的《西窗一夜雨》，以中国人的视角看待塞纳河畔的悲剧。可以说，他们的作品散发着浓浓的异域情调。

　　上世纪60至70年代是海外华人作家的第二个创作高潮，一批优秀作品如璀璨的群星照亮了海外华文创作的半边天。如堪称“高产”的旅美作家白先勇先后创作出34部短篇小说，诗人余光中笔下“出炉”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而华人女作家陈若曦，足迹更是遍布加拿大和美国等地，写出了《突围》、《远见》、《二胡》等诸多优秀长篇小说。

　　这一时期华人作家远渡重洋，同样源于中华大地政局的飘摇动荡，乡愁仍旧是其创作的核心主题，融贯中西依然是其写作手法的重要特色。但已有不少作家开始正视所在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海外文学“本土化”倾向初现。这批作家尝试着以更犀利、更真实的笔触，还原所在国的风土人情；以更理性、更冷静的心态，审视自己深爱的中华大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优秀学子留学异国他乡，以中国大陆学人为主体的新一代移民“海派”作家应运而生。从留学生文学的花果飘零，到新移民文学的繁花似锦，新时期的海外华人文学从星星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

　　这批作家中不乏优秀者。近年来，他们跃然登上文坛，成为一朵朵奇葩。如新“海派”作家的佼佼者严歌苓的《海那边》、沈宁的《美国十五年》、少君的《人生自白》等。这些作品逐渐摆脱了早期新移民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和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文学作品的局限，将目光伸展到对一代人命运的思考以及探究在东西方文化夹缝里挣扎求存的新移民心态。

　　这些华人作家不管他们侨居哪国，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交流。余光中先生说得好：“写作的人离开故乡是常有的事，像屈原就被流放，而但丁则从故乡佛罗伦萨被流放到异地，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流亡也好，移民也好，侨居也好，都不能说是本国文化的流失，而应看成本国文化的扩大和延伸。”陈九(美国)在《海外中文写作和我自己》中写道：“我在纽约从事中文写作20余年，经历过很多写手走了来来了走，潮起潮落的过程。但无论如何，仍然有不少人执著行走在这条无助的寂寞之路上，包括我自己。有人说文学的本性是功利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我看未必。我的感觉恰恰相反，海外中文写作虽说不伦不类，没皮没脸，但起码有一利，我们写作的动机是纯粹的，因为热爱，为构筑生命而记录情感，能发表固然好，即便无人欣赏，只贴在自己博客上，还会继续写下去，这正是海外中文写作经久不衰愈演愈烈的原动力。你可以理解为这是对孤独的逃避，一种内敛自省的苦渡，清风明月的独白，是无边无际的安静与放手，是为保持内心平衡，不被平庸的居家生活逼得去偷情或到大街上放枪，而给自己创造的宗教。”这是一种交流、是一种碰撞，将会产生新的火花、新的亮点。因此，异域经历成就华人作家的辉煌，昨天的历史已经给予了证明，而华人文学创作的明天，必将更加精彩。-(作者系上海市侨办政策法规研究处副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