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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话语权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2022年NO.3 研究与探讨 作者:张志洲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五大要义,即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体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重要思想成果,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于回答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所提供的“中国方案”。这五大要义所包含的话语创新与国际话语权含义,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基础。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传播中产生广泛影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研究者所认同。深入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系的“超越性”话语含义,突破其“认同障碍”和“传播困境”,正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话语创新与传播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完善和体系化,有多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场合。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在国际场合阐明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3月29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题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发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阐述为五大支柱: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此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也以此五大支柱性理念为标准式表述。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一个多重理念构成的复合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之答”“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一套中国创新性的国际话语,每一个理念的表达都有上下文的历史语境与文本语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完整语境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主题演讲中讲得很清楚,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阐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的阐明则更加完整。这些都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系统化的国际传播,促进了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此外,概括而言,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这五大价值理念和支柱,实现了对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他国、历史与现实、和平与安全、发展与繁荣、经济与生态等方面的多重超越。正是因此,五大理念支柱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化理论体系,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增长与“传播困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已经产生巨大反响,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话语权的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众多重大的国际场合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演讲带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和理念的国际传播。例如,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2017年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主旨演讲;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等。全球范围的记者和新闻媒体对会议主题的报道和对演讲的评论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包含的理念成为一种“世界话语”。

  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了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权威性国际组织的认可。例如,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首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2344号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在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时,明确表示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着手解决许多紧迫问题。11月1日,第72届联合国大会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被载入这两份联合国决议,这也是这一理念首次被纳入联合国安全决议。 2020年11月6日,第75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表决通过“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一次被写入联合国外空决议之中;决议序言段重申,应研究和采取切实措施,达成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条约,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赢得了诸多国际有识之士的认同和赞誉。例如,前联合国秘书长、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鼓舞人心,能改善国际治理体系,让各国更好地应对目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日本著名物理学家谷畑勇夫表示:“中国应该继续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全世界认识到每个国家既可以各具特色,也可以和谐相处。”联合国副秘书长、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联合国的共同安全的和平理念高度契合,给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第72届联合国大会一委主席、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阿鲁罗姆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前瞻性,是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的有效办法,应该在多边领域加以推广。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洛迪认为,各国只有摒弃丛林法则与零和博弈,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相信巴基斯坦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直接受益者。

  四是中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外交实践相结合,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个多层立体的体系。如在全球治理层面,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第四届核安全峰会、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领导人气候峰会,集体会见出席中国海军成立七十周年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等场合,分别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倡议。中国还在地区层面分别提出了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携手共进的中拉盟友共同体等重大倡议。在双边层面,中国先后与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等一系列国家领导人深入沟通、凝聚共识,倡导共建命运共同体。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话语”“世界话语”。话语只有被接收到才可能被认同,只有被认同才会转化为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不断获得认同、赞誉,而且在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外交事务中发挥了基础理念和动力的作用。因此,它不是一套空洞的原则,而是赢得认同越来越多、国际话语权日益增长的“中国方略”和“理念软实力”。不过,我们在看到话语权增长的成就时,也要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传播中所遭遇的“传播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部分西方国家政府一直没有从积极的方面回应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反而经常对之抹黑,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对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猜忌和疑虑。中国部分邻国甚至也以“国强必霸”的逻辑来看待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因此怀有抵触情绪。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推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其“重返亚太”和印太战略是有矛盾的,因此体现出一种竞争与不合作态度。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则担心崛起的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使它们被中国所“控制”,虽然这种误解可能会慢慢消除,但是从目前来说,这是一项很有难度的“增信释疑”工作。

  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遭遇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对于中国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民来说,思维方式带有重原则、重理念和保持一定模糊性的特征,而分析性思维则相对不足,这也反映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上。西方的思维方式重个案研究,重逻辑分析,带有分析哲学的特征。因此,中国人的好心与善意,西方人却往往不能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站在全球问题和全人类共同命运的视角来提供的“中国方案”,而西方人对中国倡导的“双赢”“义利观”“天下观”等理念在理解上存在偏差,认为其带有“乌托邦”色彩。还有人认为,中国梦也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都只是一种“话语表达”或“道德叙事”。这种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差异,也反映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的翻译上。在中文中很好理解的这个词,翻译成英文或其他一些外文,就遭遇到难以找到对应词的问题。

  三是西方对于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图存在误解。如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误解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在保障中国国内稳定和发展,为中国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保障国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长久性;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平台的“一带一路”是为了稳定中国的能源补给及资源优化,解决资源分配不均与产能过剩的发展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应对美元体系的冲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这些误解把中国基于自古以来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念与和平理念,以及由“以天下为己任”经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来的“大国担当”精神等优秀品质,当成了一种“自利”行为。这样的严重误解,就不免会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陷入困境。

  四是“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使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舆论环境往往由西方媒体主导。尤其是与传播相关的议程设置、国家形象塑造能力、叙事结构、修辞应用等,中国在这些方面仍有差距。

  从话语权视角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尽管存在着“认同障碍”与“传播困境”,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具有向国际社会传播的重要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套创新性话语,它的传播是否有效,最终要看是否转化为了国际话语权的增强。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我们可以树立更强的信心。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强化世界共同价值的认同。目前我们较多地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这固然是必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和思维的烙印,这是不可磨灭的,也是它所具有的“中国性”的根本。不过,今后要更多强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世界共同价值,以便得到认同。其实,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1月在日内瓦万国宫的演讲中,就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时阐述了中西方的共同价值认同:“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他指出:“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样的表述就容易强化国际传播效果,赢得国际话语权。

  二是思维方式上靠近。有研究者指出,既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中的“认同障碍”和“传播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跨文化传播”常见的话语不对应性。今后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应用于的国际问题解决和外交实践的个案上多下功夫,注意我们习以为常的话语表达和思维方式的“原则性”“模糊性”特征,多在分析思维上下功夫。还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当前存在针对性、实效性不强,传播效果不佳的状况,其中一大原因在于对外传播过程中话语体系设置缺乏亲和力,叙事语言单一、叙事路径程式化,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全球贡献的质疑与批评,中国媒体通常扮演澄清者和反驳者的角色,缺乏相应的议程设置。换个角度来说,西方的媒体评论重“批评”,而中国的媒体重弘扬“正能量”而对“挨骂”非常敏感,这也是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习惯于国内传媒环境的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的大趋势下,要学会更好地适应国际舆论的风格。

  三是塑造中国良好形象。在对中国形象的“自塑”和“他塑”竞争中,我们可以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来树立形象,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和平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如,中国的减贫成就巨大,中国是得到联合国认可的减贫榜样,但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宣传其实难以有亲和力,需要加强的是个人化的减贫和生活改善的故事。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上有许多误解和质疑,我们可以讲述这一倡议是如何有助于沿线发展中国家某些个人减贫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使“共同繁荣”的宏大理念具有“可感性”。中国形象的塑造,就是中国作为话语主体的形象和身份的塑造,对于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促进作用。

  总之,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改变“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必须有比较明确的国际话语权意识。中国的发展优势要转化为话语优势,这需要思路创新和话语创新,需要有整体性和系统化的国际话语权战略,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会在国际传播中赢得更多人的信任和认同。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原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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