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享誉海内外的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于北京逝世，享年98岁。作为当代中国科学精神的代表，钱学森的离世是中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留给人们无尽的哀思。钱学森一生传奇，经历坎坷，成就卓著，所获荣誉无数，包括195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及2006年“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等。有人这样评价他：“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我终于回来了！”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钱学森1955年10月8日从美国回到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旅行社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位幼儿。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市。中学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他和众多优秀学子一样，发奋读书，立志强国。1929年中学毕后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1935年8月，24岁的钱学森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45年，他已成为当时一流火箭专家，并因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享誉全球。在“二战”期间，跟随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 “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及多项高度机密的政府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钱学森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法估价的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认为，钱学森已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1949年，年仅37岁的钱学森，已被世界公认为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以及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人之一，是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

　　然而，学术上的辉煌成就，生活上的丰待遇都无法解除他对祖国、对故乡的眷恋。他在家信中告诉父亲，不止一次梦见上海，梦见那所伴他度过童年时代的房子。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5天后就是中秋节。在这一天，钱学森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欢度佳节，他们边赏月边倾诉情怀，深为祖国的新生而欢欣，对祖国的美好前景充满着憧憬。就在此时，钱学森心中萌发起一个强烈的愿望：早日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正当此时，朝鲜大地燃起了战争的烽火。作为挑起这场战争的美帝国主义，在它的国内，正在掀起一股疯狂反共的政治逆流，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它机构的人员进行审查和威胁性审查的事件。这股逆流，也波及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由于学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落到钱学森的身上。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法入境。这些无端的指控均被钱学森一一驳回。但是，钱学森已无法忍受这一切，决定以探亲为理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准备一去不返。他会见主管他的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向金布尔严正声明，他准备立即动身回国。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放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叫嚷着：“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这个家伙离开美国！”所以当钱学森一走出他的办公室，金布尔马上通知了移民局。

　　不知情的钱学森，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然而，就在他们举家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也就是1950年8月23日午夜，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钱学森被迫回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他的所有行动。事情远非如此，9月6日钱学森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非法拘留，被送到移民局看守所关押起来。

　　在看守所，钱学森受到种种折磨。他曾回忆说：“在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减轻30磅。晚上特务每隔1小时就来喊醒我一次，完全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

　　钱学森无端被拘留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师生和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以及一些美国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为他找辩护律师，还募集1.5万美元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出来。

　　可是，钱学森继续受到移民局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限制和监视，不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洛杉矶，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就这样失去了5年的自由。

　　然而，钱学森挚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反而更加炽热。他日夜思念着新中国，他坚持斗争，不断地向移民局提出离开美国回国的要求。

　　有国不能归的钱学森，在那5年间没有停止钻研他所热爱和献身的科学事业。当时，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祖国的国防建设有关，想通过滞留他来阻拦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当钱学森知道这点后，感到万分气愤。于是，他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新专业进行研究，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经过努力，于1954年用英文写出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与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与国防建设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就是了。

　　钱学森返回祖国的斗争，也得到祖国的关怀和支持。1954年4月26日，印度支那国际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接触。在接触中，王炳南特别指出，美国正在阻挠许多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其中包括钱学森。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摆脱特务监视，在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信中，夹带了一封书写在香烟纸上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陈叔通先生收到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里。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日内瓦进行，王炳南大使按照周总理的授意，以钱学森要求回国的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交涉，迫使美国政府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与他的夫人带着两个幼儿终于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离开了洛杉矶，驶向地处东方的祖国。

　　“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

　　历经磨难，钱学森回到了祖国。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不久，组织上安排钱学森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报国的信念。

　　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到学院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您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来请教他的。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在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对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对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对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学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任务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就把自己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技术领导者，他不仅担负着技术抓总的重任，而且经常身临一线进行具体指导。在进行“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期间，为了确保人民的安全万无一失，他竭尽心力。导弹上的元器件成千上万，任何一个零件出现故障，都可能影响导弹的安全和可靠。他就以表格的方式，把各种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一列出来，详细到晶体管、电位器、电容器、开关插座、螺钉螺帽等。这对需要思考诸多大事的技术统帅来说，是何其可贵。

　　许多了解钱学森的人都说，他是大科学家，但心里始终装着人民。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时也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给以照顾。聂荣臻元帅特意送去一些猪肉，交待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批评工作人员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不仅如此，钱学森又把自己刚出版的两部科学巨著的稿费作为党费上交。他说，我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还牵挂着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发展沙产业的思想。他说：“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还把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奖100万港元，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晚年的钱学森仍然一直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总理温家宝坦诚相告，“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今年3月29日，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谈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谈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他寓意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莲出绿波，飞尘不能淤其叶；桂生高岭，云露方得衔其花。桂树的高洁和莲花的纯净不是因为它们的天性卓然于世，而是由于站得高所以尘物不累，污浊不沾。钱学森从辗转踏上归国旅途那刻起，他的命运就和国家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他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立于伟大时代的潮头，他的杰出成就令万众仰慕，他的中国之心在世间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