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9日，“2009年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正式公布。在摩洛哥蒙特卡洛举行的颁奖大典上，曹德旺力挫群雄，从43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的赢家。这是中国企业家首次获此殊荣。曹德旺在颁奖典礼上说：“我必须保持优秀，否则会造成羞耻，不仅给评委们，而且会给整个中国。”这句获奖感言，同样令全世界动容。

　　个人单笔捐款最多的人

　　2010年4月20日晚，央视赈灾晚会的现场，当主持人饱含深情地朗读香港“英雄义工”黄福荣家书的时候，台下很多人抽泣，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福耀集团创始人曹德旺之子曹晖已是泪流满面。23时25分，晚会的最后一轮捐款，在几家捐款1亿元的企业之后，眼眶湿润的曹晖将捐款牌双手举起，带着激动的语气有些断断续续地宣布：父亲曹德旺和自己为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资1亿元，并为西南5省旱区捐资2亿元。曹晖说，他们是在参加完福建省委组织的玉树地震赈灾报告会后，将原计划的5000万元增加到了1亿的。

　　其实，在此之前，曹德旺已经与福建省慈善总会签订了慈善捐款协议，总金额达9亿元。

　　2010年4月21日，举国哀悼日，福耀集团办公楼前悬挂着降至一半的旗帜，为青海玉树地震灾区默哀。

　　监督善款的时代

　　2010年5月19日，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插甸乡上沾良村热闹非凡。这一天，34户农家分别从中国扶贫基金会手中各领到了2000元捐款，捐款人是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福建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及其子曹晖。

　　2010年11月30日，放款倒计时的最后一天。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五省区共92150户灾民，每户获得善款2000元。

　　6个月内，西南五省区9万多户农民都拿到曹德旺父子的捐款。中国扶贫基金会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一次性个人公益捐赠。

　　“我很愧疚！捐得还不够。我种过田，我知道，如果旱情长达7-9月，损害比地震还严重。”曹德旺表示，灾情并未过去，今后3-5年都会影响各省区市民众生计。

　　他透露，捐资前，他已派出该集团执行董事李新玉等人赴五省市区灾区调研，结果与其估计基本一致。虽然此次捐赠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发放，但中国扶贫基金会只是捐助人的执行机构：曹氏父子事先与基金会签订了极为“苛刻”的合同，规定了严格的发放程序和监督抽查机制，甚至处罚条款。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发放善款，曹氏父子则成立抗旱扶贫善款管委会，并与各省扶贫办搭建联合执行团队，对项目的管理和执行负责。

　　曹德旺说，“我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项目的准确率达到99%以上，如果差错率超过1%就罚款，而且我们会概率抽检。还邀请了央视的经济半小时来免费监管，如果发现不三不四的事情，就直接拿去报道，也欢迎所有媒体的监督。”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的介绍，按照这个被他们称为“全程透明公益”的新模式，双方将共同建立项目管委会及办公室，依托现有的扶贫系统，将善款下发至旱情严重地区。

　　按照协议，扶贫基金会将收取2亿善款中的3%，即600万元作为项目需要的管理费用，远低于目前国家规定的10%的水平。而且如果到期未能发放，捐款人将收回资金。

　　3%的经费比例，是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对慈善成本的考量。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所筹资金使用情况有明确规定，基金会从捐赠资金中列支的管理费用不得超过10%。

　　“我就是博弈的理念，我有3%的管理费，你有本事来拿吗？你没有本事就不拿，我计算过，大概这个费用可以运作项目，也是考验基金会是不是在费用控制上有这个能力。”曹德旺说，“我相信制度和逻辑”。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说，“这是企业的公益问责，我们就希望看到来捐助的企业是较劲的、有条件的、跟我们算账的。”

　　曹德旺也坦言，曹德旺父子、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地方政府，三方共同推进项目实施，单靠一方很难做到。

　　将慈善持续化

　　曹德旺认为慈善不等同于捐款捐物，而应该打造一个独立运作、活水长流的民间慈善基金。

　　按曹德旺的勾画，这个基金的功能将是行善和济贫相结合，其中，行善往往是一次性的直接举措；济贫则力图创造出一种可持续化的新模式，令获益者得到一种“借船出海”自我谋生的发展机会。

　　曹晖比喻说，成立基金会就像打一口井。捐钱的话，钱花完就没了；如果有基金会，就像给人家打了一口井，今天提两桶水，明天需要时还可以再提两桶。相比现金捐助，基金会能够更稳健地做慈善。

　　在最初设计“河仁慈善基金会”的架构、运作方式时，曹德旺请了很多律师和商界的朋友为他做参谋。后来，他发现几乎所有人都为他本人设计了“保护性”措施—即在特定情形下，曹德旺有权动用基金里的款项。

　　“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捐出了，就不能回头。”他说：“如果产权不清，到时候我的子孙还会和基金会发生财产纠纷，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曹德旺自己为基金会重新设计了一个方案。

　　“我得告诉我的孩子，这笔钱与他们无关。”在曹德旺的心里，有一个最大的愿望，“那就是看到我的孩子将来手里没有一股福耀的股票，但他却是福耀的掌门人。”

　　卖玻璃的“乞丐”

　　“70岁的时候，这个产业(福耀玻璃)要留给中国，公司已经进入了后曹德旺时代。头5年，我当董事长，后5年，我彻底准备退出了，70岁就淡出江湖。我可以培养你们(儿女)，但是我根本就不希望你们出来拿我的财产，这个企业归谁呢，我认为是中国人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曹德旺说。

　　曹德旺一直很崇拜卡内基和陈嘉庚，早就认定自己要走捐赠这条路。这一情结，与他幼年的贫困经历密不可分。1949年，由于战乱未停，在上海经商、家底殷实的曹家决定返回福建老家，途中财产因托运丢失，顿时陷入贫困。由于无钱供读，曹德旺9岁才步入学堂，7年之后又被迫辍学。离开学校之后，曹德旺帮父亲卖烟维持家庭生计。上世纪60年代中期后，他又开始独立贩卖水果，每天凌晨3点起床，骑3小时自行车到福清市采购水果，然后再回镇上销售，开始点滴积累后来的创业资本。“文革”后，曹德旺进入镇上的一家国营玻璃厂当销售员，并学习和积累玻璃制造技艺。

　　1983年，曹德旺从政府手里承包了这家经营不善的工厂，凭借学习能力和敏捷的商业头脑，当年就实现盈利20万元。创业艰辛仍历历在目，“一家一家去卖，那个时候做这个，跟乞丐没有什么两样，全中国做汽车零部件的人都认识我。”

　　随着汽车市场的发展，曹德旺发现，维修市场的汽车玻璃需求量很大，但却基本依赖进口。当时中国有很多大的国营玻璃厂，并没有去攫取这块巨大的差额利润。

　　究其原因，曹德旺认为，因为当时中国有2000多种车型的玻璃，而每一种类型都需要一个新模具，成本价为1万多元，这让很多大厂望而生畏。找到症结后，曹德旺努力钻研，发明了用无缝模具来做玻璃的技术。1987年成立的福耀玻璃，当年就因此技术获利数百万元。1990年，福耀进入美国市场，一举占领美国汽车维修市场10%的份额。目前行业内排名中国第一，世界第三。

　　中国人很早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人们有了经济基础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希望利用自己的力量去承担社会责任，谋求改变现状。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荣氏家族成员、张謇和陈嘉庚等企业家，都有为家乡捐助教育和修路这样的善举。如果说实现公众理想是很多企业家的梦想，那么他们选择在什么时候兑现对社会责任的承诺，一是与其财富积累有关，二是与环境激励有关。从这个角度上看，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的集中出现，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侨商会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