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朱光亚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举国笼罩在深深的惋惜和悲痛的气氛中，也在侨界引起极大反响。3月1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前往朱光亚院士在北京的家中吊唁，代表国务院侨办和广大侨务干部深切缅怀这位杰出的“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家，亲切慰问朱光亚夫人许慧君女士等亲属。李海峰主任称赞朱光亚院士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也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回国支援祖国建设的老一辈爱国归侨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朱光亚院士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幸福，殚精竭虑，将毕生精力和聪明才智无私奉献给祖国的科技事业，赢得了祖国和人民的尊敬，身后备极哀荣。3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共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悉数前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向朱光亚遗体告别，代表党、政府和人民向这位功勋卓著的杰出科学家致以崇高的敬意，深切缅怀他为祖国科技事业创立的丰功伟绩。

　　早在2004年12月，为表彰朱光亚对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回顾其波澜壮阔的一生，可以说，朱老堪当此殊荣。

　　满怀理想 赴美求学

　　二战结束前夕，美国投掷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同时也使世人看到了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唤起中国有识之士掌握其制造技术，用以保家卫国的梦想。抗战胜利后不久，重庆国民政府即邀请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等科学家赴渝商讨发展原子武器事宜。科学家们拟订了计划，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朱光亚有幸被吴大猷选中，于1946年8月和李政道、唐敖庆等其他入选的青年才俊一起，随同华罗庚教授自上海启程赴美。抵美后，华罗庚一行赴普林斯顿大学与先期到达的曾昭抡会面。曾告诉他们，美国与原子弹有关的各科研机构均拒绝外国人进入。残酷的现实使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热衷于打内战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根本无心资助原子能事业，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搞出原子弹。旧中国科技工作者制造原子弹的梦想，终成泡影。

　　科考愿望落空后，师生一行决定自谋出路，分别进入美国的科研机构或大学，学习研究前沿科学技术。朱光亚不改初衷，于当年9月，随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开始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与研究。他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和计算研究，一边在研究生院学习核物理实验技术，攻读博士学位。在校期间，朱光亚学习刻苦，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很快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1947年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Ⅰ)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两篇论文，1948年、1949年又相继发表了《铕的转换电子与β射线的符合(计数)》、《Hf181的辐射》两篇论文。这些前沿课题的研究成果使他在发展迅速的核物理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6月，朱光亚完成了《用β射线谱仪和符合测量方法研究Au198和Hf181的衰变机制》博士论文，顺利通过论文答辩，25岁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心系祖国 赤子情深

　　当时密执安大学的中国学子十分关注国内形势。朱光亚在担任中国学生会主席时，时常组织一些活动，借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等，互相传递国内信息，抚慰怀乡之情。此外，他还利用中国学生参加在芝加哥假期营地举办夏令营、冬令营之机，向同学们宣传国内形势，鼓舞爱国热情，激励大家努力学好科学知识以便日后报效祖国。1948年，朱光亚与就读于密执安大学化学系的许慧君相识相恋了。许出身名门望族，其父许崇清曾担任广东省中山大学校长多年；外公廖仲舒曾任中国驻日公使，系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同胞兄弟。许氏家族中还出了与邓小平等共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七军参谋长许卓，以及鲁迅夫人许广平。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使朱、许二人相互倾慕，并最终结为志同道合的伴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远在大洋彼岸的朱光亚欢欣鼓舞，感到报效祖国的时机到了。他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得以实现。他奋力呼吁、鼓动同学们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2月，朱光亚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告别女友，毅然取道香港回国。在归途的轮船上，他与51名留美学友联名发出《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培养人才 奖掖后进

　　1950年3月，朱光亚回到祖国。为人之子，他却顾不上安慰父母，尽尽孝心，就在收到有关工作任命的加急电报后第四天，急匆匆奔赴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这位年仅25岁的副教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教书育人的第一线，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勤奋工作。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他仍然没有忘记原子弹。195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撰写的《原子能和原子武器》，书中阐述了原子能发展、原子弹研制、氢弹秘密等内容，为我国系统介绍核武器的早期著作之一。1950年10月，朱光亚与许慧君喜结良缘，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绘制了一幅《梅花图》国画相赠，并与廖承志一起出席了他们简朴的婚礼。

　　1952年春，朝鲜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停战谈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大事之一。国家从高等院校中选派了一批政治可靠、英语水平较高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教师，作为我谈判代表团的翻译。北京大学选派了朱光亚等二人。这年4月，他们跨过鸭绿江，乘敞篷卡车沿着崎岖山路，冒着枪林弹雨，经过两天一夜紧张奔波至朝鲜开城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所在地。此后，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下，努力开展工作。由于手中握有原子弹，并一直未停止研发原子武器，谈判桌前的美方代表有恃无恐，经常挥舞核大棒。朝鲜战场上残酷的战争场面、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美国的核威胁，使朱光亚认识到，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真正独立，不被人欺侮；中华民族要想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自己强大的现代化国防。

　　1952年底，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朱光亚被直接调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教，参与组建物理系，后又担任教研室主任，直至代理系主任。他在主讲力学、热学、原子物理学等大课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使该校物理系跻身于全国高等院校物理系的先进行列，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才。

　　1955年，党中央做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5月，朱光亚奉调与其他同志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由二机部领导，后改名技术物理系)，担负起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1956年9月，朱光亚调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带领年轻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并参与了前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建设和启动工作，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他还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试验，跨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在此期间，他还兼任研究所的学术秘书，表现出不凡的科学造诣和较强的科研组织领导能力。

　　报效国家 矢志不渝

　　二十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发展核事业。年仅35岁的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领军人物。从此，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这项庄严的事业之中。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对这项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负全面责任。他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1963年3月，朱光亚参与组织确定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报上级批准后，在千军万马即将赴青海草原核武研制基地大会战之前，二机部领导和朱光亚等78位科学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给朱光亚等科研人员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领导下，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指战员百折不挠的不懈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其中，包含了朱光亚多少辛勤的汗水！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没有停止在核科学领域继续探索、突破的步伐。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朱光亚以他精深的科学造诣和高超的组织管理能力，在高层决策岗位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以他敏锐的战略眼光和谋略，在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每个重大转折点上，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1970年，朱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除继续负责核武器技术与发展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发。1982年，朱光亚又先后出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重任。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的“2000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1991年5月，他当选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在5年任期内，他尽心尽力，为进一步建设和发展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最大的科技群众团体做了大量工作。1994年3月，朱光亚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作为科学家代表之一，他呼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尊重科学，为科技工作者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揭露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提供法律保障，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得到弘扬。他身体力行，努力为创造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社会环境而奋斗。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被推选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此后，他带领全体院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咨询、建议、协同、交流的职能，努力实践，并注意总结与提高，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好的经验，积极进取，为中国工程技术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殚精竭虑。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今，斯人已逝，告别了他一生挚爱的伟大祖国及其科技事业，但是，朱光亚同志的道德风范和辉煌业绩将长留人间、彪炳史册，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那颗明亮的“朱光亚星”也将永驻茫茫宇宙，光耀中华！-

　　(本文系综合报刊等有关材料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