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笔者到云南省采访南洋华侨机工(以下简称“南侨机工”)抗日回国服务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云南省侨办及有关地市侨办支持下，沿当年的滇缅公路，从昆明到大理、保山、滕冲、龙陵、芒市、瑞丽、畹町等地，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有关情况介绍，参观了展览，访问了全国至今仍健在的不足二十位南侨机工中的王亚六、杨保华、罗开瑚、徐元镗、翁家贵、刘传授、刘兰昌等前辈，听他们讲述了亲身经历。采访一路，感动一路，思索一路，一种不吐不快的冲动激励着我。南侨机工！平凡的群体！光荣的群体！可敬的群体！

　　捐献救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抗日救国，南洋侨胞们纷纷组织起来，掀起挽救民族危亡的浪潮。

　　南洋华侨汽车司机和修理工(简称“南侨机工”)，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血，走上街头演说宣传。他们在公共汽车、出租车上安放募捐箱，乘客上车，送上自制的“爱国花”，谁戴上，就把捐款放入募捐箱。售票收入除支付汽油钱外，全部献交“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机工青年们还组织民族先锋队、爱国会，不顾遭警察殴打、逮捕，上街示威游行，高呼“提倡国货、抵制敌货、严惩奸商”。给特别顽固的私贩商号涂上黑油漆或大粪。有的基层筹赈会把钱直接汇到前线，慰问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战士，当收到叶剑英、廖承志两人签章的收条时，他们感到无比兴奋、自豪。

　　抗战开始的两年，南洋华侨捐款达11亿国币。到1942年日寇攻占南洋前，华侨支援祖国的财力已达70多亿元国币。物力支援飞机200架、汽车500辆、救护车上千辆、寒衣千万件。

　　争赴国难

　　1938年，我国主要港口大多数被日寇侵占，对外交通只剩下新疆路线和西南路线。10月，广州沦陷，香港到广州的通道也被阻，积压在香港的两万多吨军火，无法经广州运进国内。此时，滇越铁路又在日寇占领安南后被切断，而滇缅公路即将通车。因此，除少部分物资从安南运进广西外，大部分只能转移到缅甸仰光，经过滇缅公路运抵云南。抢运抗日物资迫在眉睫，急需1000多名汽车司机和修理工，但国内招收司机远不够用。为解燃眉之急，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便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代为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同时还派西南运输公司的总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处”)主事人宋子良专程去新加坡与陈嘉庚先生面商此事。

　　收到电函后，陈嘉庚先生立即发出《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并在报纸刊登广告。陈嘉庚先生还亲自到各埠发表演说，号召机工回国服务，抗日救国。机工招募条件是：1、具有牺牲精神，能熟练驾驶大型货运汽车的司机及汽车修理工；2、年龄在20岁以上40岁以下，持有侨居地驾驶执照；3、略识中文，略会讲普通话，无不良嗜好(尤其不能嗜酒)；4、凡应募者须持有所在地筹赈会或商店介绍函，以证明其确属爱国志愿者(以防汉奸混入)。

　　祖国在危难中召唤，海外赤子心急如火，他们成群结队纷纷涌向各报名点，踊跃报名的动人事迹，感人肺腑，数不胜数。有的瞒着父母妻子，有的虚报年龄，有的改名易籍，更有的女青年改扮男装，有些人原来不会开车，就先报名再赶学开车。报名时先被问：回国抗战条件很苦，怕不怕？回答斩钉截铁：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苦！但是，一些父母暂时舍不得孩子走，就催儿子定亲结婚，或者给买汽车、房子，或者把财产、店铺交给儿子。但这都改变不了儿子的抗战决心。有一位叫王文松的侨胞，是新加坡的英国摩尼汽车公司很有声望的机械工程师，月薪200坡币(折合国币700元)，但他却放弃了这份优厚待遇，告别了老母亲、妻子及三个孩子，选择了月薪只有30元国币的回国抗战。他还带领十多个伙伴，自备全套机修器具回国。

　　马来亚华侨刘瑞奇新婚不久，岳父的四间商店也需要他经营。但为抗日救国，他还是决定报名。他知道妻子、岳父都舍不得他走，为了不泄露消息，悄悄开车到另一个埠头报了名。出发那天半夜，他把结婚戒指、手表、告别信包在一起，放进妻子的衣柜，默默离开了温暖的家。后从岳父的来信中得知，妻子因对他日夜思念，忧郁成疾，病卧在床，希望他回去看看，并可立即汇来路费。可是为了民族大义，他满含热泪回信说：“中国抗战一日未胜利，我就一日不能回去”。此后妻子病危，岳父回国找他，因他参加运送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没找到，妻子至死也没能见他一面。就这样，新婚别竟成了死离别。

　　马来亚槟城筹赈会妇女部职员白雪娇，瞒着父母报名，临走时才留下一封信，其中写道：“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止我投笔从戎了……此去虽然千山万水，未卜安危，但是，以有用之躯，在有用之日，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刻，正是青年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斗争……自己能替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生无负于祖国！”

　　还有一位女机工李月美也是马来亚华侨，何香凝曾题词誉之为“巾帼英雄”。她也是女扮男装与弟弟李锦容一起回国参战。一次在滇缅公路翻车受重伤，送医院抢救时才发现她是女的，当时海内外报纸齐声赞誉她是“当代花木兰”。

　　报名者中除职业司机外，还有工人、店员、理发匠、裁缝、码头工人，也有富家子弟、工程师、教师、医生、商店经理、技术员、武术教练、会党魁首，等等。虽然成分不同，但都爱国不甘人后。正是这一点把几千名机工凝聚在一起，形成一支最英勇无畏、坚贞不屈、无私奉献、矢志报国的爱国志愿军。这支队伍被定名为“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为加强这些临时招募人员的组织纪律性，南侨总会制订了《回国机工公约》，并要求全体宣誓履约，陈嘉庚亲自领读誓词：“余谨以至诚，服从本团纪律，拥护民族利益，遵守上峰命令，克尽厥职，奋斗到底，始终不渝，如敢违背怠疏，愿受最严厉的处分，此誓。”随后全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激荡报国志，热血沸腾赤子心。

　　南洋各华侨社团也为机工们做了各种准备：请中学教员为机工们补习文化；请体育教员为机工们上军事训练课；发动缝纫店给每位机工赠送中山装、短便衣各一套；百货店赠送给每人一条英国毛毯；橡胶厂赠送每人一双球鞋；酒楼饭馆在机工出发前招待一顿送行顺风酒……整个南洋社会都动员起来了。

　　1939年2月18日正是农历除夕，首批南侨机工80人就在这一天出发，新加坡和整个南洋都轰动了。街道贴满了标语，成千上万的华侨倾城出动，沿街欢送。人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祖国！”、“回国抗战！”、“中国万岁！万万岁！”。全埠各界人士、工厂、企业、商店、学校的侨胞，人山人海涌向码头。抗战歌声、口号声响彻码头上空。陈嘉庚和侨领们在欢送大会上讲话，称赞回国机工具有牺牲精神，是华侨的模范。鼓励大家不怕苦、不怕死，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除夕本是阖家团聚之日，但却成了分别时刻，人们握手、拥抱，摄影留念，难舍难分，热泪盈眶。王文松的未婚妻哭得双眼红肿，相亲相偎，最后一句话是：“你放心去吧，我等你胜利归来。”全凭独生子蔡仁德生活的老婆婆，忍着泪握着儿子的手说：“你这么坚决为国效劳，我也不能再阻止你了，只希望你每月寄信回来”。停在码头的法国邮轮安打拉文号拉响了汽笛。机工们每人一身黄制服、头戴大盖帽，迈着坚定的步伐登上邮轮。船慢慢启动出发了，人们不停地挥手告别。亲人们的呼唤声、嘱托声不绝于耳。机工陈寿全突然发现了12岁的小弟弟从远处奔来，跪在码头上放声大哭，连连呼喊：“哥哥！哥哥！”哥哥听了怎不撕心裂肺！哥哥不忍告别年老的双亲悄悄地走了，此时此刻，更是心伤欲碎，他也声嘶力竭地呼喊：“小弟，小弟！告诉爸妈，我回唐山抗战，请他们原谅我的不孝！赶走日本兵，我马上回来！……”大概是海风吹散了他的话，弟弟还跪在码头上哭！渐行渐远，弟弟哭声听不见了，身影也看不见了！他心情沉重地回到船舱，看到伙伴们也都沉浸在别离的伤感中。他想怎么能这样上战场呢？正在无所适从的时候，仿佛听到了送别时的军乐声，不由得精神一振，引吭高歌起来：

　　向前走，别退后，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被屠杀，

　　土地被强占，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亡国的条件，

　　我们决不能接受！

　　祖国的领土，

　　一寸也不能丢！

　　唱着唱着，同伴们也都慢慢跟上来，渐渐变成了全体大合唱，大家眼里闪烁着刚毅的目光。雄壮的战歌伴着海外赤子踏上回国抗战的征途。

　　轮船在海上航行四天到达安南，机工们又乘火车到达昆明。沿途都受到同胞热烈欢迎，旗帜、标语、口号、鼓乐、慰问、嘱托、期盼，激励着热血男儿誓把日寇赶出中国的坚强决心。

　　一批又一批报名，一批又一批回国，仅半年时间，共3200多名机工分9批回国。

  [1]  [2]  [3]  [下一页]